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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45年8月8日，苏联对日本宣战，第二天，百万红军开始向中国东北进军。 8月11日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命令，要求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，并接受日伪的投降。命令指定吕正操、张学思、万毅、李运昌等人带领部队向东北进发。 在接到这一命令后，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，立刻召集了军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具体的进军部署。会议决定将冀热辽军区的1.5万余人分为东、中、西三路，分别向东北挺进。其中，东路军由时任冀热辽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指挥，东路军总人数约为4000多人。 在与苏军会合后，曾克林指挥部队主攻，在苏军的配合下成功占领了日伪军防守的山海关，并解放了榆关镇，结束了12年来的日伪统治。随后，部队继续乘火车向锦州、沈阳进发。在途经的每一站，曾克林都留下了部分部队和干部，以便接管当地工作并为后续友军接应。 9月4日，离开锦州后，曾克林继续率部北进，9月5日早晨到达沈阳。此时，沈阳已被苏联红军解放。当东路军成为第一支进入沈阳的八路军部队时，由于苏军没有事先接到通知，他们迅速将火车围了起来，禁止我军下车。 曾克林带领参谋、翻译和警卫人员前往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。苏军方面的回应是：根据《雅尔塔协定》和《中苏友好条约》，最高统帅部不同意你们进入沈阳。

  曾克林愤怒地回应：我们是中国、朱德领导的八路军，你们是苏联、斯大林领导的部队，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为啥不让我们下车？他身边的唐凯也愤怒地举起手，指着自己手臂上的镰刀斧头五角星，大声喊道：，，！ 经过一番交涉，苏联卫戍司令最终同意让我军下火车，但要求我们到沈阳城外30公里的苏家屯驻扎。虽然这个结果并不理想，但也算勉强接受。 东北人民在过去14年里一直受日寇压迫，过着亡国奴般的生活。八路军的到来让他们热泪盈眶，纷纷聚集起来高喊八路军万岁等口号。然而，也有一些人趁机作乱，一名疑似特务的男子投掷手榴弹，炸伤了一名老百姓。愤怒的群众立刻围上来将其当场打死。

  苏军没有料到这支部队如此受到人民爱戴。当曾克林带领部队向苏家屯进发时，两个苏联上校赶来请他不要前往苏家屯，建议他们驻扎在沈阳故宫东边的小河沿。苏军希望借助我军的力量维持沈阳的治安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外来部队。 在前往小河沿的路上，沈阳的群众夹道欢迎，一路上高呼口号，直到天亮都不肯离去。这个场景令战士们感动不已，大家整夜未眠，这也成了曾克林永生难忘的回忆。 苏军经过一夜的调查，确认了曾克林所带部队确实是领导的部队，并提出一个建议：对外不再称为八路军，而是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，这样就不可能会受到《中苏友好条约》的限制。苏军表示这样做他们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  曾克林认为这个建议很有建设性，回到部队后，命令部队摘下八路军的臂章，改称自治军，并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。任务是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，消灭土匪，维护社会秩序。 这一改变让这支首次进入东北的部队迅速获得了有利的地位。卫戍司令部成立后，仅用3天时间就解除了沈阳1.5万余名伪军、宪兵和地下军的武装，这一成果得到了苏联红军的高度评价。 曾克林没有停歇，迅速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，以沈阳为中心，兵分五路向辽宁各地展开接管工作。这个战略体现了他的眼光和决策能力，我军很快接管了沈阳兵工厂、抚顺、辽阳、本溪的军火仓库，以及许多其他重要设施。

  苏军也决定将日本关东军的最大仓库——苏家屯仓库交给我们保管。曾克林立刻指挥部队前去，将大量武器弹药拉出来，前后忙碌了三天三夜，仅轻重机枪就搬出了1000多挺，还有2万支步枪、156门各类火炮。 战士们忙得如火如荼，甚至曾克林亲自加入了搬运的行列。尽管工作顺利，但曾克林对未来仍有所担忧：下一步该怎么样做？关内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？中央有什么指示？ 面对东北复杂的局势，苏军也感到不知所措，急于与延安取得联系。最终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决定派飞机将曾克林与两名苏联代表送往延安。

  曾克林当时并未意识到，这次延安之行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具有多重要的意义。直到多年后，他才得知：这次汇报为中央战略调整提供了重要情报，标志着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战略的形成。 此前，毛主席曾认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，行政权在手里，我党是否能派军区去活动，尚不能确定。但曾克林带回的情报让中央意识到，东北确实有条件进入。 中央随即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、周总理发去电报，标题为《曾克林对东北情况的报告》。报告中提到，曾克林带领4个连进入沈阳，一周内部队已发展到4000人，并改编了万余人的保安队。报告还指出，沈阳及各地堆积的各种武器和资材无人看管，随时可用。

  中央政治局经过一夜讨论，最终决定改变之前的战略，将原计划派往中南、华东的部队改派至东北，并从各解放区调集10万主力和2万干部，同时成立临时东北局，由彭真、陈云、伍修权等随曾克林一同前往东北，领导东北工作。 然而，曾克林回到东北后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情况：在他前往延安期间，苏军出于外交需要，已将原本交给我们看管的仓库、工厂收回。这使得曾克林陷入了困境，因为按照中央指示，部队应将武器留在原地，但到达后却发现没武器。 元帅在回忆录中提到：这件事不怪李运昌、曾克林，他们没责任。

  事实上，连彭真也曾亲历此事。据伍修权回忆，彭真到达东北后，苏联人曾告诉他：沈阳附近有一个武器仓库，存放着十万多支枪。彭真兴奋地汇报中央，中央于是指示部队把武器留下，徒手入关。 然而，由于苏联担心此举会引发美苏关系恶化，最终他们又变卦，武器未能交给我军。这一出尔反尔的情况让我军感觉到很被动，许多人因此抱怨。 这件事确实与曾克林无关。最初，我军进入东北时，的确面临遍地是武器的局面。然而，最终，曾克林和部队将剩余的武器通过种种方式送给了后来的友军，甚至将一些武器通过船只运送到了山东龙口，包含500万发子弹和炮弹等物资。